原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
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
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
”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
”曰：“能善是，是亦足矣。
”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
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
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
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
”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
”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
”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
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
”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
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
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
”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
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
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
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
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划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
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
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
“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
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
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
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
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
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
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
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
“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
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
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
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等等。
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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