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
尤考信于六艺。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
及父卒，叔齐让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国人立其中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义人也。
”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亦各从其志也。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
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
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
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
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
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
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
名为传纪，实则传论。
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
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
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
”《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
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